超人类主义专栏 Vol.19 | 21 世纪的生命政治:超人类主义 - 生物保守主义维度
2025-06-01 18:39
The Se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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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休斯 (James Hughes) 认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正在浮现为构成政治立场的一个新的基本维度。在休斯的模型中,生命政治与我们更为熟悉的文化与经济一道,共同形成了一个三维的观念空间。我们可以看到早在 90 年代初,那些持“拓序”观点的激进派(extropians)将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同超人类主义生命政治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在《赛博公民》(Citizen Cyborg,2004)中,休斯推进了他所说的“超人类主义民主”(democratic transhumanism)。这个概念将超人类主义的生命政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政策,以及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结合。他主张,当我们确定技术是安全的和可以供每个人使用的,并且我们尊重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利之时,我们才能达到最理想的后人类未来。而超人类主义者中激进派与民主派关键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强调政府在新兴技术安全的监管与资源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富裕阶层或技术精英受众。

原则上,超人类主义可以连接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观点,且许多此类组合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比如从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的成员构成就可见一斑。超人类主义与文化保守观点的耦合却极为罕见。究其原因,尚不清楚是否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张力:超人类主义以变革为宗旨,而文化保守主义则致力于维护既有制度与价值体系。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尚未有人认真尝试建构这样一种立场。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新技术如何被用来加强一些文化保守派的价值。例如,一种有助于促进长期伴侣关系的药物,可能有助于保护传统家庭。因此,开发利用不断发展的技术力量,将其用于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实现广泛共享的文化或精神价值,这似乎是一项值得开展的事业。

不过,这并不是文化保守派迄今为止所选择的道路。相反,他们被超人类主义的反面所吸引——生物保守主义。生物保守主义反对使用技术来扩展人类能力或改变我们生物本性的各个方面。被生物保守主义吸引的人都来自传统上几乎没有共同立场的群体。右翼宗教保护主义、左翼环保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在反对人类基因修改等问题上形成了罕见的政治联盟。

当代生物保护主义的各个流派可以被追溯到多种多样的起源:古老的“禁忌”(taboo)概念;希腊传统中的“傲慢”(hubris)观念;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某些宗教反人本主义立场中对人类尊严和神授自然秩序的诠释;那些卢德派工人对工业化的反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中的技术的分析;大陆哲学传统中对技术,技术封建主义以及与现代技术科学相伴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乃至对军工复合体和跨国公司的警惕;以及那些反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们。这些批判路径提出的对策同样多样,从最早的传统卢德派砸毁机器到马克思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从“去买有机产品”到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去做瑜伽”,再到当代更为常见的政治主张,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乔治·安纳斯(George Annas)等人呼吁的对各种人体增强技术实行国家的或国际的禁令。

女性主义作家对此辩论各执己见。生态女性主义对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它在重塑身形和控制生育方面的应用,被看作传统父权制对女性剥削的延续;或者,她们将此类技术视为一种控制欲过强、缺乏共情、沉迷小玩意、厌恶身体的思维定式的症状。另一些批评者则提供了一种对超人类主义的精神分析,推断出它代表了自我中心式的幼稚和社交失落感的尴尬合理化。但也有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欣然接受生物技术带来的解放潜力。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女性主义经典著作《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1)中论述道:只有在技术使女性摆脱生儿育女的时候,女性才可能实现彻底解放。赛博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则宣称,她“宁愿成为一个赛博格(cyborg,一种控制论下的半机器人类)也好过做一名女神”,并批判那种将男性与文化和技术相联系,而将女性与自然联系的二元观点。

现在最突出的生物保护主义的声音之一,可能是莱昂·卡斯(Leon Kass)。他是小布什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的主席。卡斯(2002)承认,在思想上,他深受三位杰出的生物保守主义者的影响:新教神学家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基督教护教士 C.S.刘易斯(C. S. Lewis)以及德裔哲学家兼神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卡斯的担忧集中在人的尊严上,以及我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性之举,最终可能以微妙的方式瓦解一系列传统意义从而使我们失去人性。例如生命周期的意义、性的意义,吃饭和工作的意义。卡斯最为人熟知的立场是对 “憎恶之智慧”(the wisdom of repugnance)的倡导。这一主张亦可视为呼应了汉斯·约纳斯 的“恐惧启发法” (heuristics of fear)。尽管卡斯强调,来自本能的厌恶感并非道德论证,但他依旧坚持认为,这种 “诉诸厌恶”(the yuck factor) 值得我们严肃对待(1997):

在关键议题上……憎恶是深层智慧的情感性表达,其深度远非理性所能完全言说……我们无需论证,便能直接直觉性地感受到我们理应珍视之物受到了侵犯……面对污染和堕落,唯有恐惧与憎恶才是恰当的回应。反之,泛化的恐怖和厌恶本身就是污秽和侵犯的初步证据。

福山,另一位杰出的生物保守主义者,也是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最近认为超人类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2004)。对于福山来说,不论如何,首要的顾虑不是“意义”被微妙地逐渐瓦解,而是对更为直接的暴力和压迫的期望。他主张,自由民主依靠所有人类都分享某种模糊的“X 因子”(Factor X)这一事实。“X 因子”奠定了人类平等尊严与权利的根基。他担心,增强型技术的使用可能会摧毁“X 因子”。

生物伦理学家乔治·安纳斯、洛里·安德鲁斯(Lori Andrews)和罗萨里奥·伊西亚斯( Rosario Isasi)曾提议立法,将可遗传的人类基因改造定为“反人类罪”, 如酷刑和种族灭绝一般看待。他们的理由与福山颇为相似(Annas, Andrews, and Isasi 2002):

新物种,或“后人类”,可能会认为旧的“正常”人类是低等的,甚至是野蛮的,适合被奴役或屠杀。在另一方面,正常人类可能会将后人类视作威胁(如果他们能够),可能会先发制人,在自身被杀死或奴役之前先杀掉后人类。正是这种可预测的种族灭绝的可能性,使得涉及物种改造的实验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质,并使不负责任的基因工程师成为潜在的生物恐怖分子。

安纳斯等人与超人类主义者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点,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后人类对人类还是人类对后人类实施的谋杀和奴役,都将构成道德暴行与犯罪。但是,超人类主义者否认这类情境是通过胚系基因治疗(germ-line therapy)增强人类健康、记忆、寿命或其他类似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有能力创造出可能毁灭人类物种的奇点实体(例如超级智能机器),那么在未进行全面风险分析和安装充分安全装置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确实应被视为反人类罪。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见,努力理解并寻求降低存在性风险的方法一直是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尼克・博斯特罗姆和埃利泽・尤德考斯基等超人类主义者的核心关注点。

生物保守主义者与超人类主义者之间还存在其他共同点。双方均认可我们面临着技术可能在本世纪实质性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前景。双方也都认为,当代人有义务认真思考这在实践与伦理层面的深远意义。双方亦都关注医疗副作用的风险,不过生物保守主义者更担忧技术的成功而非失败。尽管生物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反对许多超出治疗范畴的医疗增强用途,但两派都承认科技(尤其是医学)应发挥正当作用。双方均谴责 20 世纪种族主义和强制性的国家支持的优生工程。生物保守主义者提请人们注意,技术进步逐渐侵蚀某些微妙却根本的人类价值的可能性,超人类主义者或许应当学会对此类担忧更加敏感。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者强调唯有通过技术变革才能实现人类福祉与繁荣的巨大提升潜力,而生物保守主义者或许也应尝试更积极地看待通过突破现有的生物局限以实现重大价值的可能性。

附录《超人类主义宣言》

(2009 年 3 月版本)

  1. 人类将在未来受到科学与技术深远的影响。我们设想,通过克服衰老、认知缺陷、非自愿的痛苦以及我们被限制在地球上的状态,有可能拓展人类的潜能。

  2. 我们相信,人类的潜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实现。有一些可能的情境能够带来美好且极具价值的增强型人类境况。

  3. 我们认识到,人类面临严重风险,尤其来自新技术被误用。有些可能的现实情境会导致我们所珍视的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的价值之丧失。这些情境有些是剧烈的,有些则较为隐蔽。虽然所有进步都意味着变化,但并非所有变化都是进步。

  4. 有必要投入研究努力来理解这些前景。我们需要谨慎地思考如何最好地降低风险并加快有益应用的实现。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论坛,让人们能够建设性地讨论应当做什么,并建立一个能够实施负责任决策的社会秩序。

  5. 存在性风险的降低、保存生命与健康的手段的发展、减轻严重苦难,以及提升人类的预见能力与智慧,应当被视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并获得大量资助。

  6. 政策制定应当由一种负责任且包容的道德愿景所指导,严肃看待机遇与风险,尊重自主性与个人权利,并展现出对全世界人民利益与尊严的团结与关切。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对未来世代的道德责任。

  7. 我们主张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的福祉,包括人类、非人类动物,以及任何由科技与科学进步可能产生的未来人工智能、被改造的生命形式或其他智慧体。

  8. 我们支持允许个体在如何实现其人生方面拥有广泛的个人选择。这包括使用可能被开发出来的技术,以帮助记忆、专注力与心理能量的提升;延长寿命的治疗;生殖选择技术;低温冷冻程序;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人类改造与增强技术。

END

翻译 | 陈熙

校对 |Nechi

排版 | Lelouch

审核 | SuanNai

SeeDAO 超人类主义专栏,每周定期发表翻译 Nick Bostrom 教授所著文章,探讨超人类主义的种种问题,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共同思考不可知的未来。

注:“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是一种哲学和文化运动,核心思想是通过科技手段——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脑机接口、生物增强等——增强人的身体、认知与寿命,甚至突破人类生理与心理的局限,实现向“后人类(Posthuman)”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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