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投资市场一直以来也是我非常关注的。

近期，湖北省就出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政策：国有资产的“三化”。

什么叫“三化”？

引用官方的说法就是：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

我们可以很通俗地理解为：把资源用各种方式打包成资产，然后把资产放到证券交易市场交易，最后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地上杠杆。而这整个手法作用的对象则是一切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和国有资金。

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述了这样一个案例解释这个过程操作的详细方式：

武汉市的某个商业大楼，如果单靠租金收益要收回成本，那得二三十年后了，效率低、周期长、见效慢，但如果把它打包成金融产品放到市场上交易，一上市就能收回成本。

通过这个手法提高的效率、节省的成本、缩短的时间简直是老老实实放租完全不能比的。

“三化”的优势就在于此。

有人说这是“Yin 吃 Mao 粮”。

我觉得如果吃的是“粮”好歹还是货能对板，怕就怕吃到后面变成“货不对板”。

任何新生事物在它刚刚发端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克制、谨慎、小心翼翼和欣欣向荣，可随着后续的发展，如果整个过程缺乏监督和治理，那事情的走向往往就会和当初相距甚远。

我不由地想起 17 年前开端于某个国家但最后席卷全球的事件。那个事件的根源就是投行们贪得无厌地用各种花式手法把风险等级参差不齐的资产打包成各种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衡量风险、把控质量的评级机构本应尽职调查，诚实地评价资产质量，但它们却罔顾事实，狼狈为奸地给那些资产浮夸地评级，最后顺利将垃圾资产包装成了市场上枪手的投资品。这个大泡沫直到那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加息才彻底戳破，接下来整个系统便出现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一切。

这就是“货不对板”叠加无限杠杆造成的灾难。

不过我仔细想了想，我们的投行、我们的新闻监督、我们的评级机构无论在业务水平还是在职业操守上应该比它们还是要强很多，估计是我过虑了。

还是回到这个政策本身吧。

类似的政策其实并不是湖北省最先提出的，而是早几年湖南省就提出来了。为什么现在湖北又提出来了？

我估计这反映出湖北省的财政已经到了某个状况，使得在这个阶段“三化”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然而这仅仅是湖北省吗？

我估计不是。

而且既然湖北省能公开进行这样的操作，大概率是得到了权威机构的允许。而如果这样的操作能公开得到允许，那就更加证明这不单单是湖北省要解决的问题。

这“三化”到底会怎么执行和操作，其中涉及到大量的金融手法，那是专业人士才有资格深入探讨的。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单凭常识就能大体判断的信息和趋势。

我们仅就证券市场作一些很粗浅的推演和判断。

首先，“三化”要能顺利完成：

一是需要大量的钱。只有海量的资金才能接盘这些“证券化”、“杠杆化”的资产。

二是需要有一个起码看上去“蓬勃发展”的证券市场，否则钱不可能进场接盘这些资产。

接下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具体需要的钱可能是什么量级的金额。

这又得回到问题的核心：“三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显然是债务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债务有两部分：

一是显性的国债和地方债。这可以从公开媒体查到数据。

二是隐性的地方城投债。这部分数据没有公开，但是在很多金融机构的内部探讨中都有过大胆的预估。

大体上来说，如果把这两部分债务合计起来，我国债务和 GDP 的比重和另一个国家是旗鼓相当的，只不过另一个国家的债务数据全球都看得到。

如果我们能大体判断债务和地方财政需要多少资金，大概就能判断一下“三化”需要的资金规模。

“三化”需要的资金来自哪里？

无非就是三部分：居民存款、企业存款和国家操作。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也是公开数据，我们可以大体推测需要把多少居民存款赶进证券市场，另外还需要国家额外注入多少资金。

如果我们大体猜到了多少资金可能涌入证券市场，我们就能大体猜测股市指数可能涨到的规模和层级。

写到这里，我想起 A 股当初成立的初衷：它原意是为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而成立的，担负的是为国（国有企业）纾困的重担。

现在它又要承担新的责任了，这一次同样是为国纾困，只不过这次要纾的困是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流动性不够、国有资金杠杆不够的困。